国内交流
中国地方志学术交流团赴香港、澳门出访报告
http://www.difangzhi.cn2017-02-23 11:16:38来源:【打印本页】 浏览量

2016年12月8—15日,应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林广志教授和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刘智鹏教授的邀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主任冀祥德率中国地方志学术交流团一行6人,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进一步了解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地方志、地方史的编修和收藏利用情况。交流团团长为中指办主任冀祥德,成员有中指办秘书处处长杨军仕,人事处处长王杰,方志处处长陈旭,年鉴处处长刘永强,科研处副调研员刘丹。其间,交流团访问了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香港地方志办公室、香港大学图书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拜会了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还顺访了澳门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新界邓家祠堂博物馆。通过访问和交流,对香港和澳门的地方志工作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获益匪浅,达到预期目的。

交流团赴澳门考察交流地方志工作

交流团赴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考察交流

交流团赴香港大学图书馆考察交流

交流团与中联办教育科技部、法律部座谈交流

交流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座谈交流

交流团与香港历史博物馆代表合影

现将此次出访交流情况汇报如下:

一、香港地方志工作概况

1.香港地方志编修情况

香港历史上没有编修地方志。清代,香港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现存主要涉及香港的地方志仅有由靳文谟和舒懋官分别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编纂的《新安县志》。这两种《新安县志》是研究古代至清代香港的主要文献,但香港自1842年英国管治至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没有专门进行全面、系统记录。1997年回归前后,香港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香港修志的问题。2003年3月,香港文化委员会在《文化委员会政策建议报告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向别人介绍香港的文化遗产。我们建议政府编纂《香港地方志》,让更多人更有系统地认识香港的人文和风土历史。”爱国爱港人士为推动香港地方志工程做了大量工作。2007年2月14日,香港地方志工程正式启动,计划编修《香港通志》,志书断限为远古至1997年6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在参考借鉴海峡两岸的修志经验,并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结合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编制出较为完整的《香港通志》篇目。限于条件,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计划等时机成熟后再正式着手编纂《香港通志》。根据篇目,暂定55卷,分为地理志、政治志、经济志、社会志、文化志、人物志、大事记、专记等8个部分,共约250个课题单元。全书字数预计约1000万字,分为10册出版。《香港通志》编修完成后将缩编普及本及英文本,以照顾社会大众的阅读兴趣。

香港修志由特区政府注册的非营利团体香港地方志基金会主导进行。基金会主要负责筹集经费,在财政上全面支持香港地方志的编修和发展,同时就编修地方志的原则和进度等问题提出指导性建议,但不干预编修的具体方式和内容。香港地方志基金会下设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及《香港通志》编辑部。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从2004年开始筹备,2007年正式挂牌成立,与香港岭南大学的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合署办公,共有10余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日常行政和业务工作,也是联系和收集社会各方面信息的资源中心。《香港通志》编辑部则主要负责编修《香港通志》,编辑部的主编、副主编、编辑及各研究人员均由香港素有研究的学者出任。《香港通志》编辑部内设“HONGKONGLOCALRECORDS”英文编辑部,负责编修《香港通志》英文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支持编修地方志,但没有拨给专项经费,各项经费主要依靠香港地方志基金会的资助和向香港岭南大学申请研究课题经费。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自成立以来,编纂出版了涉及村志、风物志、地情书、人物传记、口述史、抗日战争史料等方面的一系列成果30余部,其中有《屯门历史与文化》《简明香港史(新版)》《香港史话》《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香港问题谈判始末》《屯门风物志》《<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香港国家地质公园:人文散步》《香港达德学院:中国知识份子的追求与命运》《莲麻坑村志》《屯门风物志》等,还与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合作编纂了《中英街与沙头角禁区》。

交流团参观香港地方志编修成果

2.香港大学图书馆有关地方志收藏情况

香港大学图书馆建于1911年香港大学创立之时,包括总馆和冯平山图书馆、医学图书馆、法律图书馆、牙医图书馆、教育图书馆、音乐图书馆6个分馆。总馆设有特藏部,主要藏有关香港的图书资料。

冯平山图书馆建立于1932年,主要收藏中文图书,也收藏一些日文、韩文图书,截至2016年6月30日,共收藏图书110万卷、期刊1.3万期及中文报纸170多种。香港大学图书馆1990年曾编有《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冯平山图书馆藏综合性方志1700多种,其中线装古籍和民国年间印本较多,包括清嘉庆前刻本及手抄本40余种,缩微胶卷及胶片90余种。列入善本者有宋本《方舆胜览》、明本《大明一统志》《盛京通志》《富平县志》《武功县志》《吉安府志》《番禺县志》等,其中《番禺县志》在海峡两岸公藏仅有五家。馆藏明隆庆《潮阳县志》,现除天一阁存两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存一部外,国家图书馆为残本,冯平山图书馆得存一部,与现存天一阁藏本存有差异,亟待学者研究。韵古楼抄本陈光烈《饶平志补》及其《南澳县志》,为陈氏定稿,存世孤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冯平山图书馆陆续购入海内外多家图书馆所藏的孤本、罕见志书影印本,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同时也购入一些新编志书、年鉴、文史资料汇编,其中包括部门志和专业志。近20年来,冯平山图书馆并未全面调查现存旧志之数目,估算包括各新修志书约15000册,5000种以上。目前仍致力于收集旧志和南方部分省的新编志书。

交流团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阅览图书

香港大学图书馆一角

3.《香港年报》编纂情况

《香港年报》创刊于1946年,由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政府编纂出版发行,早期只有英文本,1971年发行的《香港1970》首次出版中文本。1997年香港回归后,改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编纂出版发行。政府新闻处下设宣传及推广科,宣传及推广科下设本地宣传事务组,本地宣传事务组下设编辑及互联网资源分组,编辑及互联网资源分组又设编辑小组,《香港年报》的具体编纂出版发行工作即由编辑小组承担。编辑小组除编纂《香港年报》外,还负责编写《香港概览》《香港便览》等。1998年以前,《香港年报》一直以发行年份题名,记述上一年度政府施政情况,如《香港1997》记载1996年有关情况。1998年,《香港年报》改为以记载内容年份题名,一般在次年出版,如2016年6月出版的《香港2015》记载201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情况。只有1998年发行、记载1997年有关情况的《香港年报》,为避免与已出版发行的《香港1997》同名,定名为《迈向新纪元》。每年的《香港年报》出版后,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上提供网上版本,以方便读者使用。

香港年报

二、澳门地方志工作概况

1.澳门地方志编修情况

澳门历史上也没有编修过地方志。迄今为止,有关澳门历史的中文记载,除了见于清乾隆年间所编的《澳门纪略》,以及明、清两代所修的《香山县志》等少量史书、文献外,还没有一部类似内地各省市县那样,由历代政府主修、客观科学和系统梳理澳门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官书。2008年12月1日,澳门地方志工作启动,计划编修的《澳门通志》是澳门首部志书,将全面系统地记述澳门特别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当代澳门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澳门地方志项目启动之初由澳门理工学院牵头,其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和澳门口述历史学会承担前期基础工作。近期,此项工作已转由澳门大学牵头协调,已经形成《澳门通志》编纂计划和基本篇目并上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计划用两年时间内继续推进和完成筹备工作,目前正处于落实编纂经费阶段。

2.《澳门年鉴》编纂情况

《澳门年鉴》是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从2002年起,逐年编纂出版的综合性地区年鉴,分中、葡、英三种文字版本。其中,葡、英文版本根据中文文本翻译、编辑出版。《澳门年鉴》旨在按年度全面、系统地记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重大事件和主要发展变化,宣传和推广澳门,为研究和期望进一步了解澳门的人士提供翔实的数据。其内容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重点、大事纪要、澳门特别行政区年度综述和附录等四个部分。该年鉴中引述的数字和数据主要来自特区各相关部门和统计暨普查局,其时限绝大部份截至当年年底,但部分内容依据实际情况略有延伸,以尽量强化年鉴的时效性。

为形象地展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最新面貌,自2004年起,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联同澳门8个摄影团体、4个传媒团体举办摄影比赛,从中精选获奖者的作品作为内页插图,增添《澳门年鉴》的视觉享受和审美效果。2016年,考虑网上阅读的普及和环保的因素,《澳门年鉴》中、葡、英版本停止纸质版印刷,集中完善电子版,增添图文数据以及视频内容,以满足各方面需求。同时,新闻局重新设立《澳门年鉴》新网页,推出新版本《澳门年鉴》流动装置应用程序,方便读者阅读。

《澳门年鉴》

三、收获与感受

交流期间,交流团一行受到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受访机构的热情接待,并与相关机构人员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地切磋与交流。通过座谈和交流,交流团不但宣传介绍了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情况和内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还进一步了解到香港和澳门两地修志缘起、志鉴编纂与收藏利用、修志模式、修志团队以及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对地方志工作的支持等情况。交流团成员一致认为,在交流中共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密切了相互关系,为今后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舞台和更美好的前景。主要收获是:

1.进一步了解了港澳地区修志机制

内地的地方志编修一直沿用传统的官方修志做法,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志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而在“一国两制”方针下,香港和澳门修志有着自己的特点和模式。澳门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和资料方便,委托高校组建项目组负责具体实施,项目组通过招聘全职教授和访问学者,或者招标方式邀请目标专家参与编纂。香港则采用“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主修”的修志模式,主要依托大学和研究机构,经费自筹,由学者全盘主持纂修工作,尚处于民间修志状态。据了解,这种模式比较符合香港社会较普遍的价值取向。

2.进一步了解了香港地区志书和年鉴开发利用情况

通过与香港大学图书馆和香港政府新闻处及互联网资源分组的座谈了解到,高校收藏的内地志书和年鉴,以及香港政府新闻处编辑的《香港年报》开发利用率不高。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旧志和新编志书在香港高校中收藏量最大,近20年也在收集新编志书,尤其是内地南方省份的志书,但利用率不高。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香港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对地方志学科研究较少,对地方志认识不深,即使相关课题有需要从地方志书查找的史料,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网络快捷查询。随着电子化时代的到来,香港大学图书馆也致力于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网络服务体系,提高馆藏书籍利用率。

3.进一步了解了港澳地区地方志工作情况及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香港在修志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目前香港采取学者主修、经费自筹模式,编修团队由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的刘智鹏和刘蜀永两位教授牵头,工作人员仅十几名,而香港地方志牵涉的方面很广,内容繁杂,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用较长时间来研究,很难完成任务。尽管目前已有一些非常热心的社会贤达先后向香港地方志基金会捐款,但捐款数额与整个地方志工程的需求相比是杯水车薪。另一个是资料问题。据了解,《香港通志》编修过程中,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在所需资料中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资料储存在特区政府各部门内,因尚未有档案法,所以很多政府部门的资料都由各部门自行保存,而部门是否会将资料公开给学者做研究,还是未知数。

澳门在修志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是中西文化差异问题。澳门作为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很大的贡献。然而,在社会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价值观。因此,在澳门志的编修中,关于记录什么内容,如何选取入志资料,在社会中存在争议,意见的分歧给修志工作造成一定的阻力。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在推动澳门地方志编修工作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压力也不小。

四、结语

通过交流,我们感受到香港和澳门地区对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是十分重视的,尽管历史上没有编修过志书,也没有独立的地方志工作机构,但一直都有编纂年鉴的传统,而且都将计划编修的首部地方志书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施行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要求,要采用多种形式,加强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国外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档案机构与图书馆等单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交流期间的座谈会上,交流团团长冀祥德曾多次表示,今后将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进一步加深内地与港澳地区地方志编修机构的交流,进一步拓展方志领域的合作。可通过邀请港澳地区地方志编修机构工作人员参与中指办实施的全国地方志“十大工程”和《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举办地方志学术研讨会,组织开展港澳青少年国情地情教育活动,组织港澳同胞到内地开展寻根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港澳地方志编修和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香港和澳门是中国两个有着特殊历史发展记忆的特别行政区。编修香港和澳门地方志,不仅能使两地区市民更为系统地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而且能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两地区的继承和弘扬,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千百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是团结联合广大港澳同胞的重要途径。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在“一国两制”方针下,港澳同胞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内地存在差异,但同根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好地方志编修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其实现新的价值,在推进广大港澳同胞的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陈旭摄影)

(刘丹执笔,杨军仕、刘永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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