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

姜　辉

　　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如何利用学术年鉴加强学科建设、构建年鉴评价体系，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作为新时代的年鉴人，要担当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为编纂出版优质学术年鉴贡献我们这一代年鉴人的智慧与汗水。

　　一、坚持新时代社会科学年鉴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

　　学术年鉴对学术研究的方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在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要高度重视年鉴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编纂出版学术年鉴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上发挥重要作用，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上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科学年鉴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次贺信精神，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为哲学社会科学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努力探索。

　　二、社会科学年鉴要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作出新贡献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我们目前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担当精神，在加快构建“三大体系”上有过硬的举措、实质性进展和更大作为。今天我们共话学术年鉴的发展，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要发挥学术年鉴在加快构建“三大体系”方面的独特作用。比如，学术年鉴是基本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史料，是记录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史的重要载体；学术年鉴是学术话语权之作，可以通过年鉴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等等。所以，学术年鉴编纂出版也是构建“三大体系”中少不了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事业

　　我国年鉴经过40年的飞速发展，正从数量型增长为主逐步转为以质量提高型为主，进入了一个编用并举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编纂要抓住机遇，推动学术年鉴繁荣发展取得更大成绩。首先，学术年鉴要立足中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聚焦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次，要创新年鉴编纂方式。新时代的学术年鉴要从满足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用需求出发，适时调整年鉴构架结构，以适应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要千方百计突出学术特色，利用一切条件反映学术内容，使学术年鉴成为信息高地；要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快捷、方便的优势，创办网络学术年鉴。最后，要转变编纂思维方式，认真研究读者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的变化，充分发挥学术年鉴的“镜鉴”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主编）

（来源:《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

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方向

刘永强

摘　要：近年来，全国年鉴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积极开展了新的探索，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快速、稳步发展，助推全国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全国年鉴事业进入新时代，只有准确把握年鉴事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正确思考和认识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一思路，笔者梳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的发展历程，指出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就编制第二个《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一些建议。

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刍议

——以《武汉年鉴》为例

张道旺

摘　要：框架设计是年鉴编纂的基础工作，总结业界对设计原则的探讨，应有全面性、科学性、特色性、稳定性、系统性、简明性等方面的要求。笔者通过考察成都、苏州、深圳、杭州、广州等先进地方综合年鉴，发现这些年鉴资料覆盖面较广，分类较为科学，地方特色鲜明，能够做到常编常新，层次合理有序，标题简洁准确。反思《武汉年鉴》的框架设计，应加强地情研究，在“五位一体”思想指导下，挖掘城市特色，着力扩大组稿来源，依据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因地制宜，发扬传统，统筹考虑资料层次、顺序、篇幅，简练准确命名，做到常编常新。

“互联网+”时代年鉴编纂创新路径的思考

庞军成　李美英

摘　要：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年鉴编纂创新发展应紧跟时代潮流，充分用好互联网媒介快速便捷的特性，从“互联网+年鉴”的创新发展模式入手，转变思维方式，提高年鉴的网络化水平。坚持以服务读者为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落脚点，不断在丰富内容、创新版式设计、提高技术质量等方面创新方式方法，增加网络年鉴竞争力。切实掌握网络年鉴发展的客观实际和内在规律，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确保年鉴跟上竞争日益剧烈的网络时代步伐，推动“互联网+”时代年鉴事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地方治理实践与地方综合年鉴理论创新

孙长青

摘　要：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关键阶段，这样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地方治理的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一直具有重要作用，并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变化将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地方综合年鉴作为记录地方治理实践的综合性信息平台，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开展治理实践的“起居注”，这就要求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要准确认识区域运行的逻辑，把握地方治理的运行机制，开展理论创新，记录好地方治理运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事实材料。而地方综合年鉴相比于其他地方性文献的独特优势就在于这种整体的综合性，可以为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以及相应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资料支撑。

媒介传播视域下的年鉴开发与利用

刘悦欣

摘　要：全媒体时代，各类信息聚合平台依托互联网强势崛起，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也发生改变。在这样的浪潮中，年鉴作为整合发布信息的重要资源平台，应在当下信息传播多元化、可视化、个性化的趋势中寻求传播利用和开发的新对策。随着年鉴事业转型升级，鉴于当前年鉴普遍存在发行量小、受众与传播方式有限、质量参差不齐、开发利用效果不佳等方面的问题，结合当下全媒体时代的特征，应从年鉴编纂、成品利用、年鉴事业三层视角下开发利用的思路出发，探寻媒介传播规律，借鉴互联网思维，挖掘年鉴的文化潜力，对年鉴进行深度“开发”，促进年鉴事业转型升级，提高社会影响力，达到价值与服务的最大化。

中美地方综合年鉴词汇语法比较研究

陈敏

摘要笔者以中美两部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全文检索的定量分析，从词汇、语法层面比较两者的语言在第一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程度副词、统计副词、时间词、动词时体标记、拟人修辞方面的异同。研究发现两者的共同点为：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很少用绝对程度副词，存在句中罕用统计副词，常用指示代词“该”或“the”指代先行词，常用具体时间词，这些特点显示年鉴的语言特征为客观、中立、以结果为导向、简练和准确。其不同点为：在语言的客观性、中立性、准确性方面，美国年鉴不及中国年鉴严谨。

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谱系

——以《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市年鉴（1935）》为例

刘善泳

摘　要：《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市年鉴（1935）》分别编纂于我国年鉴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段，形质各异。前者是传承西方历书传统的“历书系”年鉴，后者是承袭中国资鉴传统的史志系年鉴；前者为单篇体结构，所编选文章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领属、包含关系，后者是层层相辖的门目体结构，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前者为编录体，形如文摘性杂志，后者为撰著体，著述性较强；前者立足商业指南，服务指向鲜明，后者秉持史志之宏旨，注重历史记录。总体看，当代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远于前者而近于后者。通过两者对比，有助于辨清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谱系，为认识上的诸多分歧提供原点参考，为新媒体时代年鉴改革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