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赵鹏团

提　要：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地方志与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群体简论

华桂玲

提　要：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不仅集中于各级地方志中的选举志，而且还分散于地理志、职官志、艺文志等其他部分。目前所知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大概4000多人，其中大约67%来自福建。福建地方志是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研究的重要史料。

试论明代方志建置图准确性问题

——以嘉靖《陕西通志》为中心

田大刚

提　要：方志地图属于古舆图的一种特殊类型，对其准确性的研究，以往多采用测绘学的理论方法探讨其数学意义上的准确性。通过选取方志地图中的一种主要类型——建置图，以城墙轮廓为核心，从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对其内容进行验证和将民国以来的实测地图与其进行比照等两种思路、方法对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虽然个别建置图不大准确，但大多数建置图是具有一定准确性的。通过对建置图准确性问题的探讨，继而总结出其绘制的手法，认为建置图的绘制具有一定的方法准则。

清代贵州地方志所记录民族语言资料概说

乔立智

提　要：现存清代贵州地方志约80种，记录着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料。在深入调查与系统挖掘的基础上，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民族语言资料的分布、类型及研究价值等进行简要论述。其分布总体不甚均衡；其类型主要有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数量词与颜色词、短语和句子、特殊地名五大类；其研究价值直接体现在增进语言与文化关系之研究、便于综合考察民族语言词汇的理据和内涵、有利于直观分析民族语言中特殊的构词方式、有利于民族语言史之研究诸方面。

试论新疆乡土志对方志编纂实践的传承与发展

贠有强

提　要：清末，就全国乡土志编纂而言，新疆乡土志编纂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国家范围内的乡土志编纂安排和实践中，表现出对普通方志强烈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编纂思想、列目安排、方式方法，以及内容辑录等方面。从方志发展的视角来看，新疆乡土志的编纂实践，无疑是一次对方志实践与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必然对社会主义新修方志工作和方志学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唐代敦煌郡的水环境

刘振刚

提　要：唐代敦煌郡大片的湖泊、水草茂密的湿地，河流、小溪和泉水，形成一张水网，组成了丰富多彩的水域自然景观。良好的水环境，孕育了唐代敦煌文明。唐代敦煌大量修渠造堰，汉代和十六国时期的不少水利工程在当时仍发挥作用。当时敦煌各渠堰都记录在案，水利为自上而下多层次管理。敦煌民众对水、树、草有爱护之情，对水索取比较节制，僧人和民众热衷于植树，这些都有利于维持水环境的风貌。唐代敦煌水环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推动这一切的是政府、民众及其生产活动。

元末明初南京幕府门初探

周　源

提　要：幕府门是元末明初南京最主要的城门之一。幕府门最初作为吴王朱元璋所建设的新城城门存在，其性质是王城门，明朝开国后才成为京城门。幕府门位于新城北墙之中，推测在今天南京的鼓楼岗上，明初随着新城北墙的拆除而消失。对幕府门性质、地点与存废时间的探讨，是新城城门研究的首次尝试。

国民党抗战国际政略简论

左玉河

提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政略。该政略将中华民族之命运与世界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维护世界和平之大局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以抗战到底、苦撑待变的方式，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自觉将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意图实现中国独立自由之目标。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国际政略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四军在江淮文化建设简论

潘　宏　李　果

提　要：新四军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游击队整合而成。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组建，虽然地点经常变化，但活动范围集中在江淮地区。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统一战线的复杂局势，深受红军传统和江淮地域文化影响的新四军对文化建设非常重视，其文化充分体现了民族性、大众性、科学性的特点。新四军文化建设成就显著，不仅宣传了抗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威望，还为人民军队培养了骨干力量，为新中国培养了建设力量。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徐志民　刘晓欣

提　要：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年1月至4月，台湾遣返近17万日俘和29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无形的象征：抗战时期首都忠烈祠筹建始末

鄢海亮

提　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首都忠烈祠的筹划，不仅意在彰显国家褒忠之典，形塑社会民族意识，还极力凸显其“中外观瞻”的国际意义。然而在祠址的选取、勘测与接收过程中，首都忠烈祠却遭遇以关岳崇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地方利益群体的对抗与阻挠，加之受物价上涨和经费不足影响，筹建计划最终流产。不过，作为一种象征，首都忠烈祠的营造却在无形中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共有民族英雄”形象，使国民政府所建构的忠烈符号得以逐层级、多方位扩散，抗战记忆被强化。

费正清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认识

张德明

提　要：费正清曾在华工作，亲身体验过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方方面面，在其之后回忆录及著作中对国统区进行了深刻解读。他对国民党在战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给予了批评，对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病表达了不满。他与国民党官员、知识分子及共产党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并有不同的评价，特别是对蒋介石及其《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批判。他还对国统区的社会生活进行描写，叙述社会各阶层的境遇。费正清对抗战时期的国统区观察，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真实境况，也影响了其以后对国共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