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
黄建安
提 要:民间自发状态下的村志编纂,成果难以预期,质量难有保证,难以适应“村落终结”时代的需要。政府部门应当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快将村志编纂全面提上日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机构设置,将“村村修志”,最好是自然村“村村修志”,纳入国家第三轮修志工作规划,积极探索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村村修志工作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村村修志,尤其要优先保证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村庄的村志编纂,改变目前村志编纂中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力度不足的现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抢救文化的目的。
影像史学的新实践
——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
王丹林
提 要:影像史学的诞生,对历史学乃至方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是方志事业转型的一个标志:一方面体现在方志记述载体的转型,由纸介质转为纸、磁、光、电多介质载体;另一方面体现在方志编纂和传播形式的转型。影像方志具有独特的方志文化和影视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影像方志形象、直观、多元的传播方式,突破了语言、文字、民族的边界,增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中国影像方志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需要规范管理,树立中国影像方志品牌;通过科际融合,同襄共举,用影视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继承方志传统,构筑影像方志理论和方法;以人为本,拍摄出接地气的作品,将方志文化同影视文化相结合,打造精品影像方志。
试述家谱与名镇志编纂
——以江苏名镇志《湖塘镇志》编纂为例
臧秀娟
提 要:江南地区保存有丰富的家谱族谱,为名镇志编纂提供了比较真实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的参考资料。江苏湖塘镇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良好的地域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该镇志的编纂重视利用本地区的家谱资料,充分体现乡村社会的基本状态,突出当代乡村的变革特色,反映名镇文化特色及其多源性的原因,使该镇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所引用的家规族约、家训和一些名人事迹,对弘扬良好的社会风尚有着积极作用。
浅述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
谢皆刚
提 要:1916年6月,中国地学会为肃清帝制独裁的逆流,宣扬共和观念,增进国民智识,联合中华书局,倡议编修集国家、省、县于一体合计达3000册的大中华地理志。奈何旋即国会解散,中华书局撤资,幸赖林传甲全力支撑,方得以继续,并成为此一时期中国地学会最大的事业与成就。1922年1月,林传甲在完成《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后病逝,系于一人之身的大中华地理志编修事业亦戛然而止。
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
——从民国《定海县志》到《鄞县通志》
唐燮军
提 要: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发育于编撰民国《定海县志》期间,成形于主修《掖县新志》之时,最终定型于总纂《鄞县通志》的过程中。它的形成,既深受《宝山县续志》等新型方志的影响,又是自觉向传统学术汲取养分的产物。也因此,它不但表现出中西兼有、新旧杂陈的显著特征,更是民国方志编纂者日趋理性地探寻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相平衡的具体例证。
清前期澳门及周边地区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探析
——从新发现《澳门志略》所见
张中鹏
提 要:近年来,以记录明清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地理、历史、行政治理和社会风情的道光七年(1827)采访册《澳门志略》被发现和利用。以《澳门志略》为中心,结合档案、方志、谱牒等类既有文献,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适可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有助于厘清同一时期澳门与周边地区之关系及其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情况,特别是清政府在澳门设置的行政机构和官员之性质与职能以及地方精英阶层等问题,进而审视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的正式和非正式权力结构与地方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朝鲜王朝时期《择里志》述略
——兼谈中国方志编纂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党斌
提 要:李重焕《择里志》被誉为朝鲜王朝时期第一部人文地理学著作,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私人编著方志文献,对于朝鲜半岛方志具有重要意义。从《择里志》的体例和内容来看,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舆地纪胜》《舆地名胜志》等书编纂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方志文献编纂思想向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
《春秋》“鸡父”地望考辨
樊宁
提 要:吴楚鸡父之战是春秋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鸡父的地望,杜预认为在安丰县南,但安丰县在何处,历来却有固始与寿县二说。综合正史地理志、《水经注》和《太平寰宇记》等史籍的记载,可分析得出寿县说为误,进而探讨致误缘由:最晚至南朝齐梁之前,安丰县一直位于河南固始县东南,后经三次迁徙,到隋初迁至安徽寿县西南。然唐宋以降,一些学者未能理清历代沿革与县治变迁,将寿州的安丰县误当作汉晋时的安丰县,导致谬误陈陈因袭,留存至今。
项羽所坑之襄城地望新解
张庆路
提 要:襄城是项羽所坑杀的第一个城市,学界向来多认为是颍川襄城。异地同名现象普遍,结合出土简牍,襄城至少有4个。事实上,当时秦军控制着砀郡与陈郡,项羽不可能远攻颍川。根据项梁的军事部署,项羽别攻的对象是秦嘉的东海北部一带。连云港市出土的襄城公铜戈透露出至战国晚期,楚国东境已有襄城。因此项羽所坑之襄城应该是东海襄城。
陇东南地区明清以来花椒分布及使用研究
——以地方志文献为中心
蒋岚 潘春辉
提 要:陇东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是甘肃花椒的重要生产地。尤其是陇南地区,自然环境适宜花椒生长,花椒种植几乎分布各个县区。明清至民国,陇东南地区花椒生产开始向商业化发展。关于花椒的使用,也体现出由作为药物使用的花椒向药用与调味品共用,并普遍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转变。
清末新疆分省与“省名”再辨
刘志佳
提 要:新疆设省伊始,刘锦棠虽强调“合甘肃为一省”,但实际运行中,实为“分省”。而且刘锦棠光绪十年(1884)四月奏请设立的“甘肃新疆巡抚、藩司”与十年九月朝廷的定议,已经偏离了刘锦棠最初“设甘肃巡抚、甘肃关外等处布政使”的设想,尤其是与“归并甘肃为一省”“仿江苏建置”的提法相矛盾。在光绪二十五年光绪朝会典纂成以前,官方对新疆省名的行政称谓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致文移、奏稿中在表述新疆高层政区的称谓时略显混乱。光绪朝法典确立了专名“新疆”作为统部,并认可了“新疆省”的使用,然而直到直省官制改革以后,清廷方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新疆省区。
安次县治未迁崧州城考
王玉亮 金久红
提 要:历史上,永定河曾在京南平原迁移不定,造成连年水患,安次县就因水灾而多次迁移县治。由于县志记载模糊,致使后人有了县治曾迁至崧州城的误识。通过对几种安次县志相关记载的补文、校对和考据,并参照明清时期《顺天府志》等文献,可以考证出安次县未曾迁至崧州城,地方志中有演绎之处,今人也有解读之误。
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范晓婧
提 要:1937—1945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在1937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县志对抗战的快速接纳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既体现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有地域特殊性,某些书写的共性表现则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达的重要场域,但文本的生成无法完全排除书写者个人特点,因此从县志的字里行间不难觅见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县志以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