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三期（责任编辑 陈畅） 

　　编者按：原标题为“略论地方旧志中物产记述及其价值——以同治《上海县志》和民国《上海县续志》为例” 

　　“方志上海”公号推文略有修改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有关于物产的丰富而系统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上海自然资源及其变化，了解和研究上海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宝库。本文以清同治《上海县志》和民国《上海县续志》为例，通过清后期至清末的一个历史时期，通过即将成为大上海的上海县的一个侧面，探究上海地区自然资源变化、人们生活状况和商品经济发展情况。研究旧志物产记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当今志书中物产部分的修纂亦有重要意义。 

　　“上海野沃田良，尤为杜邑。潮汐足以资灌溉，鱼盐布粟足以益富饶，物产之盛，名于天下。”在地方志中记录和描述物产，是其职责，也有助于读者从中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资源和人们的生活状态等。 

　　在“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除了乾隆《娄县志》、光绪《金山县志》等少数外，大多志书都单独设有“物产”“土产”卷，或卷下设“物产”“土产”目等，如弘治《上海志》将“土产”附于“田赋”、嘉庆《上海县志》将“物产”附于“疆域”。本文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的清同治《上海县志》和民国《上海县续志》为例，通过从清后期至清末的一个历史时期，通过即将成为大上海的上海县的一个侧面，探求上海地区自然资源变化、人们生活状况和商品经济发展情况。 

《嘉靖上海县志》“卷一第四物产”

　　由应宝时修、俞樾等纂的清同治《上海县志》（以下称“同治志”）共三十二卷，另加首末各一卷，最早有同治十年（1871）刻本。由吴馨修、姚文楠纂的民国《上海县续志》（以下称“续志”）共三十卷，另加首末各一卷，1918年出版。本文之所以选取这二志中的“物产”为例，主要源于时间上、地域上和内容上的考虑。时间上，后者因是续志，上限衔接于同治志的下限即同治11年（1872），止于宣统3年（1911）清代历史结束。地域上，二志记述范围都包括今上海市中心区，是完整的老上海县。内容上，二志篇幅较多，同治志约2万字，续志约4万字，均详细列举了县境内的物产。 

　　续志是以同治志为基础增补、修订而成，故二志的物产内容有交叉，但续志对物产细目品种所作注释的内容又比同治志多得多，在这些非常宝贵的文字资料中留有较为系统的各种信息。 

　　1、详细记载上海地区的物产种类 

　　沿袭地方志书传统的分类原则，二志从物产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密切程度为着眼点，依照自然物品和非自然物品顺序排列，植物类、动物类在先，而后人工制品，而植物类中又以谷物打头。如崇祯《松江府志》所云：“物莫贵于五谷”，重要性决定其排列位置。在物产归属上，续志除了新增“羊齿之属”“藓苔之属”等8种外，其余属项排列的前后顺序悉如同治志。 

　　同治志卷八“物产”，共分为19属，其中16个属为自然物品，3个属为非自然物品。属下记载的各个细目有：粮食类的稻、麦、菽、杂谷属28种，枲属1种，蔬属33种，蓏属9种，果属17种，竹木属35种，花卉属78种，药属43种，杂植属5种，毛属12种，羽属23种，鳞属30种，介属13种，虫属15种，服用属8种，饮馔属6种。全卷属下共有细目356种。 

《同治上海县志》“卷八物产”首页

　　续志也是卷八为“物产”，分为稻、麦、菽、杂谷、枲等27属，比同治志增加了8个属，其中23个属为自然物品，4个属为非自然物品。属下记载的品种细目有：粮食类的稻、麦、菽、杂谷属20种，枲属2种，蔬属50种，蓏属14种，果属30种，竹木属57种，花卉属162种，药属91种，杂植属8种，羊齿属4种，藓苔属2种，菌藻属8种，毛属25种，羽属47种，两棲属4种，鳞属36种，介属7种，贝属11种，虫属51种，豸属3种，布属20种，服用属69种，药品属13种，饮馔属22种。全卷属下共有细目764种。 

　　续志是“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记述物产最多的志书。由于其物产卷编纂原则是“凡已见同治志者，非有补注不复列”，因此，内容与同治志一致的予以计数而一般不予介绍。续志各属细目共764种，含同治志的356种，实际增加了408种，增加数超过了同治志记载总数。续志对增补、变动都会在细目中一一说明，体现了续的特点，如“蔬之属”“凡五十种”中，含同治志“三十三种”，从其他属移入“二种”，和新增“十五种”，续志实际立的细目则是十九种。又如同治志“稻之属”中介绍水稻品种共8种，续志仅2种，还有6种只是计入品种数，因没有补注内容而略去。同治志“药之属”中列43个细目，续志又增加了48种。而同治志中的瓜蒌、麦门冬、何首乌等重要常见物产，因没有补注也略去了。 

　　二志详细记载物产还体现在对所列细目不仅列其名称，而且用双行小字夹注方法或释名、或考证、或补注，一一予以详释，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字资料。同治志从“药之属”开始，在10个属中共有160个细目只列名而无注，占总数356种的45.07%。至续志时，仅稻床、犂、镰、铁搭等11个细目中的物产未加小注，占总数1.31%。对棉花的介绍尤为注重，并以如何种植为重点。 

　　同时代的民国《嘉定县续志》号称“物产”对前志增补颇多，也仅是增补201种而已，不及《上海县续志》补数的一半。同治志和续志两部志书共记载了764个细目的物产种类，充分体现出上海县物产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2、为社会史及经济史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和翔实 

　　地方志中棉花的记述最早见于明弘治《上海志》卷三中“绵”和“木棉布”几个字，另有一条关于售“绵”税款的记录。“花之属”中虽有“木绵”二字，但因无注释，无法确定其是产棉花的“木棉”还是观赏的木棉花。棉花种植，最早出现在明正德《松江府志》卷五中，“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在以后的志书中，要么仅列“木棉（绵）”之名，要么介绍简单。在正德《华亭县志》卷三“土产”杂植八种中虽名列第一，也仅“木绵”二字。崇祯《松江府志》卷六中有4行字简单介绍了木棉布，却没有对木棉的介绍。清《松江府志抄》对木棉的介绍也仅3行字。至清嘉庆《松江府志》，才首次出现“枲之属”名称，并将木棉归入。志书“物产”中植物类的排序，一般都是粮食作物在先，“枲之属”的棉花次之。同治志和续志也是如此，棉花仅次于粮食类的水稻、麦子、菽、杂谷排在第五位。嘉庆《上海县志》介绍棉花用了3700多字，其中引用清褚华的《木棉谱》3000多字，占82.5%。同治志以900多字的篇幅介绍棉花，引用了《农政全书》《便民图纂》《木棉谱》等5部农书资料。 

《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首页

　　志书从简单到详细记载棉花及种植经验，与当时当地的棉业发达有密切关系，这可从物产细目下所记录的贸易和经济信息中看出。徐光启《农政全书》第三十五卷“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这个比率可代表整个明代上海县棉花种植面积的基本情况。 

　　入清后，上海县植棉面积有扩大之势，嘉庆《上海县志》卷一云：“木棉，邑土所宜，其利视稻麦为溥（薄），其种植较华（亭县）、娄（县）为多。”同治志卷八还记载了棉花销售情况：“他处虽有，然土地之宜，种植之勤，纺织之精，运售之广，吾邑独甲于天下。每岁当八九月，郭东南隅几于比户列肆，捆载通海市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者皆棉花，岁不下数万云”。可见，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上海县棉花种植、销售发展迅速。棉花盛产必然会带动棉布业发展。志书在记述各种土布时，也记载了它们的销售情况。如东稀布“销于东三省者，从前约十余万匹，近数年不过三四万匹，其余分销各省及南洋群岛”；白生（布）“销东三省、山东等处”；斗纹布“从前多时，每年约出五六万匹，近年只出七八千匹，销本埠及闽、浙处”；芦纹布“每年约出四五万匹”等。 

　　同治志列棉布为“服用之属”；续志在强调棉花种植重要性的同时将棉布升格，特设“布之属”，突显其重要性，缘于“布为本邑土产大宗，虽系服用之一，然乡民生计所关，未可与顾绣、谈笺例视，爰仿稻麦例，列为专属”。 

　　结合当前形势，突出纂修重点，是续志棉花记载的，特点之一。前志中重复材料一概不用，只选用了黄宗坚《种棉实验说》中的相关内容。主要选用了如何种植棉花的内容，将其归纳为4点，分别是土宜、锄花、摘头和选种，主要是从种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本地经验，可操作性强，有较实用的指导意义（直至1970年代时，上海郊区种棉技术要点仍在这四点范围之内）。如“土宜”介绍上海地区在麦地、油菜地、蚕豆地、苕荛草壅地（即紫云英地）等7种不同土质的土地上种植棉花时的具体注意事项和不同处理方法。志书纂修者在“按语”中强调了选用黄宗坚《种棉实验说》相关内容的主要原因：黄宗坚种植棉花的收入常常要比他人“每亩多收千钱”。当年上海县土地“六千八百五十二顷”，棉花种植约占70%。如果每亩都多收千钱，则 “岁赢四十七万九千六百余馀钱矣”“其利顾不溥（薄）哉！”志书纂修者希望棉农都能“每亩增收千文”，心系桑梓，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续志选用黄宗坚的《种棉实验说》内容并强调增产增收，另一个原因是，开埠后的上海出现新的变化，洋货盛行，纱厂纷设，县内农民失纺织之利，所赖唯有植棉。严峻的现实，加重了农民对植棉业的依赖。而棉农墨守成法，棉花产量和质量不佳，生计日窘。 

　　由上可见，续志重视物产的经济收入、重视贸易信息，其所记物产已经从关注名称向关注收成、关注农民收入、关注民生转变。 

　　志书中对棉花种植历史、棉布品种资源、营销状况等的记载，也表明上海地区业已成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反映了上海地区纺织业逐步发达，上海土布产量高、品种多、花纹全、质地优，赢得了“木棉文绫，衣被天下”的美名。这既是实际情况的写照，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也为展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场面，探究上海地区棉花种植从无到有的发展变化，为社会史及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翔实的文献资料。 

　　3、显示上海对外洋植物的需求日益迫切 

　　志书的物产记载基本囿于松江府志的框架，但随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也有所变化，物产细目和介绍内容一般都是后志多于前志，同治志和续志也是如此。这种变化体现在物产品种的增补上，如对于引进的物种，志书予以记录，详述历史渊源，体现了旧方志中物产资源的多样性，使上海县地方物产的记载更加详备。以蔬菜为例，上海县蔬用植物种类繁多，在美国园艺学家L.H.Bailey1917年来华的考察报告中记述了22种上海的蔬菜；1940年，美国人E.Read和W.Wagner著专文论述了上海的蔬菜86种。在同治志中，“蔬之属”细目中记有白菜、塌科菜、菠菜等33种；续志“蔬之属”细目品种增加至50种，除了白菜、塌科菜、菠菜等，也记载了外地进入上海的蔬菜品种。如同治志记蕹菜“种出浙（江）宁（波），今处处有之”，记蘭蕙“邑本不产，来自浙闽，每年捆载而来，不下数千篓”；续志记卷心菜“近邑人多种此，盖自北方传来”，记橘“种出福建，邑产……不如原产”，记建兰“其花五六月盛开……种自福建传来”等。 

　　在清代中后期对外交往有限情况下，外洋植物进入中国除了自然物理因素外，应该同租界有关。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后出现租界，不同国籍的侨民日渐增多，还建有租界公园，著名的有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兆丰公园（今复兴公园）等。据介绍，公园设计者都是外国专家，在总体设想中，兆丰公园欲以植物景观取胜，目标是要建成世界上最大和最有趣的乡村种植园。当年兆丰公园有观赏植物70多科260余种，乔木、灌木2500多株。总之，上海开埠后，引进国外观赏植物在情理之中，而且租界内外对外洋植物的需求也会随着时间推移日益迫切，外洋植物的需求量在上海县城一直很大。 

　　在同治志“物产”前言中，已经提到“若夫海口通商以来，外洋之物鳞萃于此，亦间有异植、异畜寓地成材者，要非常产，不得羼于兹编也。”说明上海已经有外洋来的植物、动物了，只因“非常产”而没有记入志书中。“唯对于租界的设置只字未及，对传入上海的外洋之物亦少提及”，此点正是同治志所受的最大垢病在几十年后的续志中，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注明身份的外洋植物就有17种。“蔬之属”的如生菜“西人呼为筛拉团”，洋百合“欧洲种，……华人不喜食”，花菜“欧洲种，光绪八年，甬人试植于浦东”，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蓏之属”的如东洋西瓜“种自日本传来……比之邑产，蔓较细，叶较长，结实椭圆形”；“花卉之属”的如白蔷薇“种出西洋，花大于蔷薇，色白带淡红，俗名香水白”，洋月季“欧洲种，四季开花……无香”，洋白菊“外国种，草本”等。同治志“竹木之属”共列细目35种，未见有外洋品种。续志增加22种，共57种，其中洋桐、枫杨、矮加西亚和外国冬青等都注明法国种、欧洲种，还特别记载外国冬青“长尺许可出售，销路甚广，运往外洋，日盛一日”。续志中还记有“洋犬系欧种，毛滑有光，西人畜之。” 

　　4、修志者对物产的认识有显著变化 

　　地方旧志中对物产的分类沿袭传统原则，即先分成植物和动物两个大类，而后增加人工或半人工制品等，记述内容又以植物和动物类物产为重点。旧志中物产概念范围宽窄不一，内容详简级次不一，但又各有其特点。前后志书有相沿相袭之惯例，若当时社会出现与文字记载不符的现象，后面志书会对前志作出改动，一般是调整和增加分类，或是增加细目并补充解释。在同治志中物产共分19属，续志中共分27属。续志较同治志增加8属，其中有新增的，也有从其他属中拆分出来的。 

　　从同治志和续志中可看出西学对志书编纂的影响。关于物产，续志对同治志的分类作出调整，做法一是从原分类中移出，二是从其他类中移入，调整物产数量多至46种。如：雷蕈，在同治志中被归入“蔬之属”，续志将其移出，归入新设立的“菌藻之属”，使分类更加符合实际，也更加科学；荸荠，同治志将其地下茎视为果实而列入“果之属”，续志编修者受西方植物学影响认识到地下茎是球茎不是果实，遂将其从“果之属”移入“蔬之属”。这类调整还有文竹、荞麦等。 

《同治上海县志》“卷八物产”中的介之属和昆虫之属

　　又如同治志“介之属”13种，续志则移出了蟹、虱蟹、彭蜞、蚌、田螺等11种，将部分归入“贝之属”，部分归入“虫之属”。同治志称“虫之属”为“昆虫之属”，共收入15种；续志编修者将“虫之属”分成虫和豸两属，将蝙蝠、田鸡、蝦蟆和懒蛤蚆等4种移入新增的“两棲之属”，另移入6种编成新的“虫之属”。再如同治志不设“贝之属”，续志移出原属“介之属”中的蚌、蛏、蛤蜊、蚬、田螺等5种归入“贝之属”，理由是蚌等前4种“均属动物学瓣顋纲”，田螺则属“动物学腹足纲”。在同治志中，田鸡同蝴蝶、蜻蜓等一起归在“昆虫之属”，续志编修者已经认识到田鸡属动物学两栖纲无尾目，因此将其归入新增的“两栖之属”。随着西方生物学知识的输入，这些调整既是对新知识的一种确认和应用，也是对传统知识的补充和改造，亦体现了修志人认识水平的提高。 

　　续志新增的4个类目——羊齿、藓苔、菌藻和两栖，均被注明“前志无，今增。”志书中有一定的描述，羊齿有“根、茎、叶之区别，而不开花”；藓苔有“根、茎、叶之区别，不若羊齿之显明，亦不开花”；菌藻“多无茎、叶之别，亦无雌雄株之分。菌类无叶绿素，而藻类或有之，均不开花”。虽然这些描述既无物产的形态结构，也无生理功能，并非科学，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甚至还存在争议如把“细菌”列入“菌藻之属”，但这些毕竟显示出续志编修志对物产认识有了显著变化，受到了西方生物学知识的影响。。成稿于民国19年（1930年）的《嘉定县续志》，其卷五“风土志·物产”借用了民国《上海县续志》中“菌藻之属”的分类，列蕈、葛仙米、水绵、蕰草等细目4种，及其“两栖之属”的分类，列蛙、蟾和蝦蟆等细目3种。 

　　5、物产中载有大量方言信息 

　　物产中的植物和动物名称常常会涉及到本名和俗名。有时一种物产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也有一个名称指代两种或两种以上物产的。本名，亦即植物、动物名（也有称中文学名），一般不涉及方言。俗名，则是当地人对某种植物、动物的传统称呼。俗名虽是土名，却因长期流传，生生不息，成了方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有方言语音方面的，也有方言词语方面的。在志书中虽不可能用音标标出语音，但可从其借用的同音字中了解。如续志在“竹木之属”中对“杨柳”的记载，“二月初截其旁干，去小枝，插植土中，二星期后即茁芽”，“倒植者即垂柳，俗呼倒穿杨柳”。“插植土中”这个动作，方言中一直称“穿”，“倒穿杨柳”就是把枝条倒过来插入泥中。只是这个读音的字怎么写？是写“穿”字，还是写“扦”字而读成“穿”音？清末民初浦东人胡祖德在《沪谚》中云：“扦，俗读穿，杨树不须移栽，扦插土中即活。”意即应该写成“扦”字而读成“穿”音。在民国《嘉定县续志》中有“叶似桐稍狭，插枝即活，故名”，转抄于续志，但嘉定志书所列名称是“扦扦活”，而非续志中的“穿穿活”，这又为了解“穿穿”二字的沪语读音提供了书证。 

　　“蔷薇”在方言中是读“蔷（发沪语墙壁之“墙”音）梅”的，这个读音还保留在六七十岁以上的松江原住民中。对于这个发音，笔者在研究上海方言过程中第一次看到的书面记录，正是民国《上海县续志》。续志“贝之属”中记有“鬼螺蛳”。“鬼”的读音是“jū”，词义为“小”，“鬼螺蛳”即是“小螺蛳”。松江府老方言中至今还有“鬼囡”（小孩），“鬼丫头”（小丫头、小姑娘）的谑趣说法，续志中有“鬼”字的同义记载。同治志“药之属”中列有“瓜蒌”。民间一直称“大瓜”。这个“大”字是读du（音杜）的，所以在有的志书上直接写成了“杜瓜”，如民国《嘉定县志》“杜瓜……即俗称瓜蒌” 。松江府老方言中还有“要吃天花粉，铲起杜瓜根”的俗语。 

　　同治志、续志以及其他地方志书“物产”中所记的很多土名，都是上海老方言的传统词汇。如续志载“石蒜，俗呼樟郎花，叶似蒜，花瓣细碎，色硃红，一名龙爪”；民国《青浦县续志》载“俗名鬼滴血，秋时开花，色殷红如血，多生野田冡墓间，又以其能辟蟑螂，故又名蟑螂花。”志书中记载的枫杨树名元宝树，银杏名白眼，石蒜名蟑螂花，萝藦名麻将棺材，芒名甘棵（看柯），芡名鸡头，乌鸦名老鸦，鹪鹩名黄腾，布谷鸟名捝花鸟，蜥蜴名四脚蛇，天牛名杨牛，蚜虫名伏虫，麦蛾名麦叶蝶，蚯蚓名曲蟮，纺织娘分名经布娘、织布娘等，都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上海老方言。 

　　地方旧志中物产记载一直是其重要内容，虽有列名遗漏、分类欠准、释义错误等问题，但为后人留下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资料，体现出方志作为资料文献的根本价值。在新编地方志中，物产已不再独立成章，而是分散在自然地理或是农业等篇章中，也不再详列物产品种细目。以新编《上海县志》为例，只有1932年的“花卉苗木”中详列其名（从旧志中转抄而来），1988年的仅有“花卉品种243种，分属76科、183属”简短文字，列名八九种，无释义。至于“上海县有高等植物1019种，野生的334种、栽培的685种，分属155科”等，均无具体细目。新编志书对于物产的记载虽是在现代生物学指导下分类科学、准确，但仅以几个数字代表物产品种细目，提供的信息未免有限。因此，研究旧志“物产”记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当今志书中物产部分的修纂亦有现实意义。 

（来源：方志上海微信公众号）